小龙门客栈

说是周末有寒流，没想到是大雪。

白色满城，有艺人昨夜死去。

上午发了几封约稿信出去，名为“英雄帖”，末了注一句：“今日北京大雪，苍茫中宜青梅煮酒……”

其实是意淫和矫情。

这一天，不过是拖地、买菜、做饭，买菜时顺便咔嚓了几张照片。

生活何曾过得很诗意过，就像那雪花，远远望去，都是美，触摸起，却只是凉。

如果会骗自己这世上有温暖的雪花可看，就不会选择跳下楼去了吗？

 

 

 

 

 

 

这些日子死人真是多。

包括像个笑话一样的科学大师。

和朋友开玩笑讲：胡该笑着对习说，“等你上了台，就只有余秋雨这样的大师可以死了。”

嗯，他们不喜欢有思考能力的人讲话，却多少希望有几个人能时不时地死一死，让他们送送花圈，然后畅想一下太平盛世“吾皇威武”。

可是，奴才多了，连摆门面的哑巴大师都江河日下。结果，那个陈某女，自己去做《辞海》的主编了。

在深秋，我们还是怀念各自的春光吧。送一首《永远的微笑》，推荐罗大佑版，自己搜去。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

她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

她能在黑夜给我太阳

我不能够让谁夺走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

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

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

嗯.....”

 

 

 

 

（另外，换了工作，不必每天经过这个衙门，也不必看那些上访的人被远远地带走了。又要忙一段，以后再说。）

 

 

 

 

夏天的时候，曾经计划着写一篇关于我们如何把“不真实”“非现实”当做理想的文章：我们喝着果汁，而不是触摸水果，我们呆在一尘不染的玻璃商务楼而不是泥泞的小道上，我们谈论远方的某段关于自由的故事，回头对再小的人群里都会出现的官僚主义唯唯诺诺，时尚杂志上贩卖的物质欲望勾兑的是葡萄酒、精钢、玻璃、水晶、电子芯片，文化读物上的所谓精神食粮也不过是好莱坞、好莱坞、好莱坞，而且是那个恭维少男少女、绝不刺激郊区少妇的主流好莱坞……

文章最后一直没动笔，我在上面灌注了太多的想法，以至于它很难单纯地流淌出来。

这种文章其实也没什么价值，因为这种理想根本不可笑：它那么容易破碎，即使不提那些远离大城市白领的上访、黑砖窑之类的话题，一桩三聚氰胺案就够铜版纸上拿着牛奶的中产阶级三口之家焦虑了。

人们不得不用尽各种想象力，将自己渡到非现实的“别处”去，然后在现实中穿行时，捏起鼻子，模糊眼睛，关闭大脑。只有当你在地铁里带上耳机，手机上网浏览娱乐八卦，或是跳起来把住情人的脖子，才能避过身旁站着打瞌睡的男人沉重的呼吸，爬着乞讨的老者拉魂腔一样的歌声。如果你知道倚在情人身上打电话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你在“别处”的时间会比那些沉浸在书或音乐里的孤单者格外久一些。

说这些闲话，因为我便常常是那个斜眼看着官僚主义者但很少去反抗的人，我不过是常常逃跑而已。另外，我总是把这个博客的音乐在不同的地方打开，只要有可能，就那么放着，仿佛总是在一个一成不变的、熟悉的、微妙的世界，如果有余闲，还可以投入些智慧，让它们显得尖锐一些。

但当我打开它时，也便不得不看着卢广这组《关注中国污染》，真的是蛮绝望的。

大家拼命地逃，逃到玻璃城堡，逃到洋式快餐和矿泉水，逃到绅士小说和淑女电影……

可是，只要那么一个小缝隙没有遮盖好，你就会看到现实。

我们有时开玩笑，现在是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富人把穷人消灭掉，然后就共同富裕了。某种程度上，我们正走在这条路上。六十年的庆典和中间跳跃着的话语者的种种逻辑，正在为它强行摁下合法的手印。

前边博客有朋友留言说，应该让这些照片出现在六十年的游行中。可是，理想者，哪怕它们能被允许出现在地方小报上，也便不至于有今日了。

而未来呢？一边说着对世界开放媒体，一边内里审查强似前届，一边在民众那里留下亲民的表演，一边在思想上继续着铁箍，若这场精神分裂的演出一直能够得以成功，最终制造的将是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甚至是仇恨：民众将怀疑知识分子是“别有用心者”“卖国贼”，至少也是“书生误国”，而知识分子则空余下诅咒群众的盲从、愚昧，而没有行动改变的路径，两厢掉入恶的循环。这套把戏曾经在苏联后期获得成功，以至于当它的改革一再遭遇挫折后，大众对极权的迷信便迅速回来了。

而这里，很可能，对极权的信仰将伴随着蚂蚁美学平稳并略带“进步”地共舞下去。

这本是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度，如此沉重的历史、驳杂的现实、教育程度仍然偏低的民众，它本需要极度谨慎、勤劳和具有创造性，才能赢得在这个星球上一个平凡的生存机会，却在这么长时间里，在一个庞大机器的极低效率和极大浪费中，做着拯救世界的梦。

冰冷的雪原上，一锅煮沸的水，怎么收场？

 

 

新闻说：新《邮政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同城快递五十克以下、异地快递一百克以下由邮政专营”。这意味着民营快递或将失去八成信件快递业务，而信件业务一般占快递企业业务总量的四至六成。

 

这不过是这一年多来“国退民进”的一个很小的缩影。那个愚蠢的巨人正迈着它那呆滞的步伐，吞噬着民间社会在三十年无保障的含辛茹苦中积聚的财富，即使这些财富大多数掌握在一些身背原罪的人身上。

且不说公平，仅仅从他们为了掩盖公平，而口口声声说的效率二字上，他们也该做好让那些国企巨人们出丑的准备吧。

但是当勃列日涅夫那样的肥猪，在克格勃的保驾护航下、在美国总统的亲切注视下，转回头去问秘书，“这行删掉的话也要读吗”时，他的心中何曾有过反省和惭愧。他不过是在喝完大酒后问问特务们，“反对我们的人都抓完了吗”，然后就可以安睡了。

不过，看到上面那条新闻，我一点也不生气，我只是有一条很小很小很小的疑问：我们亲爱的祖国怎样一个一个检查物件的重量呢？它是要给邮局配备盯关跟，还是给所有的民营快递公司安插五角党呢？

即使这两天您都干了，那我在信件里塞一个小石子总可以吧？

嗯，以后快递公司可以开发一个小石子销售业务。

 

现任莫斯科市市长尤·卢日科夫，在苏联末期被当时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利钦从技术专家的岗位借调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在领教了官僚主义的无聊后，卢日科夫被委以解决市民菜篮子的工程。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储存土豆的制度，他没办法推翻这种完全基于计划经济思维的制度，只好试图去改变储存机构人浮于事严重浪费的状况。当时法定的储存土豆损耗率不得超过1%的规定，事实上最科学的也不会低于9%，而实际上的损耗率则数倍于此。卢日科夫就鼓励那些职工，按9%刨去损耗，剩下多被储存下来的东西，收入一半归个人，一半交国库。事情就这样解决了。而随后，卢日科夫则因为擅自改变官方标准而被“处理”。

“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标准发生过一点兴趣。这是一个神话式的、可笑的、漫画般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存在过，党的机构需要惩罚不合心意的人时，便会想到这个标准。布尔什维克制定标准的实质就在于此。它与正常的国家不同，那里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保护遵守法律的人，而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是把全体人民变成没有自卫能力的畜群。每个人在生活中必须感觉到自由与安宁是国家的恩赐。这些无法遵守的条款，又能做怎样的解释呢？文明国家的法的标准一向是按‘不’的原则建立的：不杀，不偷，不作伪证……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执法体制会保护你。苏维埃政权制定自己的标准时是以理想人物的理想成绩为出发点。结果是每个人，不管你工作得如何好都违背法律，因为你达不到制定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他是违法分子，只有国家对此现象闭眼不视时，他才能生存与工作。”他后来在《莫斯科，我们是你的女儿》一书中写道。

 

闲话一句的是，卢日科夫后来在1992年获选为莫斯科市长，连任五届至今，一手制造了所谓莫斯科的经济奇迹：它的全部内涵应该包括众多的亿万富翁、让发达国家都咂舌的高房价、对古建筑的一边拆除一边仿制（当然，规模比北京小得多）、对外省人竖起鸿沟等等，这让他获得了莫斯科人的忠实拥护，以至于普京都得对这个“莫斯科王”忌惮三分。卢日科夫年轻的妻子是一个大企业的老板，对于前克格勃成员的普京来说，掌握他们家官商勾结的证据并不算难，所以更能见出这场政治斗法双方的功力深厚。

近日的华商被驱逐事件，据说背后就与这两个强人角力有关。

 

唯一让人感慨的是，当年卢日科夫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官僚工作，现在他则成了这层体制的获利者，区别只是前者死气沉沉，而他始终精力四射。他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里还写过：“如果天下有一种最不适合我性格与激情的工作岗位——那当然是莫斯科市苏维埃。我当了13年的市苏维埃代表，见过各种市政管理人员，其中有能干的人，不过，这个停滞状态的王国的首都领导作风，有助于发迹的是那种坚信工作好坏不要紧，要紧的市能混迹于体系之中，善于在充满狡猾的和可怕的生物的浑浊的管理池塘里投机取巧的人。

……

我记得在一本科学杂志上度过一段描写，说人类长期不知道“管理”二字的含义。人们在古代采取另外一种方法解决问题。他们觉得，如果及时给皇帝洗澡，让他吃饱，让他上床睡觉——全国秩序就会井然。那时司酒官、太监、宫廷巫师占据了大臣的位置。如果采用这种体制，用共产党代替皇帝，它恰好是当时的莫斯科市苏维埃的样子。一切都变成了仪式。每个人都知道主席团成员怎样走上台，谁发言，内容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讲话只能照本宣科，而他的“本”事先已经过代表议团工作委员会的审查，免得讲出什么新的意见。主要的是没人怀疑这样一件事，只要有人破坏了仪式的神圣性，离开会场，“有关单位”便会知道，并要对他“采取某种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是——带着一个大手提包去开会，会议期间审批文件，顺便说一句，还真没有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