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门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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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的主角是中产阶级，准确地说是他们的孩子。“五月风暴”的发生本就突然，大多数温和的学生本没有准备掺和进去，但抗议的姿态和随后的集体生活的确是不小的诱惑。“革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表演，只有少数左派学生想到要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有进一步的政治诉求。但总体来看，没有诉诸大的暴力冲突。可以参考看一下古巴革命：也是一群大学生领导的，一开始并没有准备投向苏联阵营，只是在美国的封锁后才不得不如此。其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不免是通过禁欲、强制劳动等实践，但基本上没有大的政治迫害。人权的观念摆在那里了。（值得一说的是，五月风暴中，戴高乐也是拒绝了警务部门请部队支援的要求，当时巴黎武装力量的司令官是他的女婿。这里有一个底线，它来自于对法国文化不能接受一个独裁者这样的判断）

      风暴过后，左派学生的抱负转到文化领域，这本来就是他们撒野的地方，就像戈达尔打着革命的旗号，骨子里却是特吕弗所称的那种“赤裸裸的精英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框架整体上会趋于保守，其下的知识分子就多数会是左派。这是一种生态平衡（在中国则被归入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并通过道德评判来给予其褒贬），左右不重要，平衡最重要。这意味着不同观点的人可以相对安全地共存。国家本来就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是地理上的居民结成的治理协议，它又生成文化。它当然够复杂，但最阴险的就是把道德、地理、文化等层面混做一锅粥，得利的是政客。

      68后左派的文化风潮极端姿态其实就是反文化。创办于1960年的《哈拉-基利报》1970年曾因对戴高乐去世幸灾乐祸的报道被查禁。该报的标题极具挑衅性风格：“富人万岁！打倒穷人！”“打倒节约，放开吃喝！”“不要色情！”“爱情是狗屎！”……基本上会是一本媒体“眼球说”的教科书。

    但这个反文化中精英姿态很明显的就是“傻帽”一词经常出现。这种词是“神经错乱”的象征，“表兄弟”和“中个儿法国人”的形象，一种自私和愚蠢的人，完全被这种社会制约和操纵的。和我们这边“农村人”作为形容词差不多（山东那边男人们就互称“老表”）。

    反文化也会捆绑一个颓废文化，科波拉曾说，美国那些孩子借助毒品和摇滚乐，要得就是离开城市、离开美国。也就是说，他们反消费主义文化，结果不过是借助了一个他们特有的消费方式，而如今，它已细微地渗透到了时尚生活中。他们反对物质，结果却是占有心理最强的一代。这个基本上传染到了中国目前30岁以下这代人。

    1969年，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访问加利福尼亚，此前美国嬉皮士和青年们的反战暴动是法国人的标杆。后者反抗的是法国传统在美国经济模式中的消退，此时仍然模仿着美国青年文化。莫兰的左派思想也在考察后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有理由诅咒这个只追求金钱的世界，这个空虚的资产阶级世界，但是在这个回敬以暴力的世界中，对这个世界也不感到作呕吗？尽情纵欲，享受和死亡，涅磐和失望，在这漫漫的大海边，在这个深沉和阴暗的运动中，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等待中，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1968年五月运动之后，开始时，使用毒品只是一种逆反行为，以取得直接和快速的快感。而对那些一条道走到黑的极端分子，吸毒很快成为疯狂赛跑……电影《摩尔》（1969年）将这种极度堕落表演得极富悲剧性和卑劣无耻。而平克·弗洛伊德的“神魂颠倒”的音乐也是异曲同工地表现了这点。”让—皮埃尔·勒·戈夫在《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中写道。

    即使用一个温和的例子，一部比较不引人注意的英式幽默电影《我与长指甲》，就是以1969年为背景讲述的是两个青年在个人生活上的无能。

    埃德加·莫兰在1960年代写下的一组闪电式调查的社会诊察笔记中就提醒过青年的愤怒和叛逆，常常是出于一种享乐主义的逃避。

    而现在我们回头去看“五月风暴”、看1968，毋宁说正是这种消费的态度（如侯孝贤的怒吼：“不要消费杨德昌！”），一种比看灯红酒绿的故事更high的体验。就像旅行社里“在路上”的旗号、无数疲倦的城市人对西藏的浪漫想像（而他们多么容易就站到了反家乐福的阵营中，而全然不管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一个负责人的解决之道）一样，这是一场时光之旅，一个低成本的花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