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门客栈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longxun.blogbus.com/logs/20242077.html

很遗憾，“五四”是发生在1919年，不是1918年，否则那些抵制青年们大可以在九十周年的噱头增强自己的爱国幻觉了。对于那种“时代选择了我，我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的逻辑来说，这会是多么牛逼轰轰的由头啊。虽然他们和民国那代人的修养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也可惜了那代人，百家争鸣的气候全然被拯救的情绪压倒，事事迫切，近百年下来，全是“后果”，没见几个预想的“效果”。
冯至说他愿意居于幽暗而独自努力的时候，是怯怯的。后来，他甚至不大敢再提给他这种支持的里尔克。连沈从文都说，“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当前的安排也许不大对，有了小小的错处，我很愿意尽一份时间来把世界同世界上的人改造一下看看。……我对于政治缺乏应有理解，也并无兴味，然而对于这种民族的狂热感情却怀着敬重与惊奇。”（《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沈从文八十年代被重新承认，虽然性格貌似忠厚，但如《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的结尾所写：“我老不安定，因为我常常要记起那些过去事情。一个人有一个人命运，我知道。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或许也正是鲁迅彷徨地呐喊几声的原因所在。
搞文学的“学者”们却只是忙着排座座、分果果，忙着在着调不着调的评论里占上第一个坑，却忘了书和人的面目。
沈从文说他的性格“算是最无用的一种典型，可是同你们大都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比较起来，你们已经觉得我太粗糙了。”（《虎雏》）
说到这么多的他，主要是想引出两句话：
一是，他说：“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二是，他的墓正面，用了《抽象的抒情》中的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后面是张充和的两行铭文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是个藏尾诗：“从文让人”。
这两句话我都唠叨过多次，这次检出来是想给这个第一次多出来半天的青年节装饰点东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刚看到吴晓波的《五四：年龄的革命？》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的年龄统计：
学生领袖：傅斯年、段锡明、罗家伦，23岁； 周恩来21岁；许德衍二十四岁；邓颖超16岁；
教授集团：胡适28岁、李大钊33岁、刘半农28岁、钱玄同32岁、鲁迅38岁、陈独秀40岁，蔡元培“德高望重”43岁。
他们的对手：林纾68岁；严复65岁、辜鸿铭62岁、段棋瑞55岁。
保守与革命，渐进与激进，颠覆与修补······百年来的中国演进，或是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关于年龄的革命？
1842年，19岁的李鸿章入京赶考，写诗曰：“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59年后，78岁的他遗命呈诗给慈禧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对青春的纪念，与对激进者的警惕，让人在这个春雨绵绵的时刻，莫名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