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门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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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风暴之前的法国，百业兴旺，就业充分，“进步是势不可挡的”，但这种和美式资本主义的赛跑付出了代价：人际关系中的人情味减少了，人的个性消失，千人一面，就像雅克塔蒂导演的电影《我的叔叔》（1958）和《游戏时间》（1967）里所描写的那样。“新小说派”的倡导者格里耶写道：“世界毫无意义，也不荒唐。这就是世界。”尤其是当戴高乐政府一面反复强调他们在战争中的荣耀，一面又带领国民沉浸于赚钱和赌马的消费循环中，精力过剩而又缺少往昔那种集体的理想的大学生形成了情感的真空：他们不再饿死，但却烦死。于是，这场“革命”也第一次不是为了面包，而是蔷薇。

    “我们这一代人在甜水里长大，现在身处校园，不安地看着我们继承的这个世界。”美国的年轻人早就通过《休伦港宣言》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他们多半是麦卡锡时代受凌辱的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子女，“怕被指责为激进分子、左派分子、颠覆分子的恐惧心理似乎已经消失殆尽”，也不必像工人阶级孩子那样被送到战场当炮灰。所以，虽然他们是出于反战多次暴动，却被那些没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的警察施以毒手，当后者面对着大学图书馆而肃然起敬时，那些激进的异皮士青年正口叼雪茄，双腿翘在校长的办公桌上。

    巴黎的年轻人甚至是故意向警察寻衅，仿佛这是一场紧张、激烈、悲壮、欢欣的成人仪式，而资本主义公司化个人那为工作和娱乐淹没的“破坏/创造”的欲望回来了！这种情绪早在他们逃避伯格曼影片中虚玄别扭的发问、追捧戈达尔自由嬉戏的调门中已可见一斑。《疯子皮埃罗》一面厌倦存在：“我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办？”，一面又轻佻地将逃避无聊社会生活的爱情冲动唯美化。

五月风暴则打破了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在几周时间内，吸引各个阶层的人聚到一起，筑起堡垒。“在炎热的夜晚，几千人来到索邦。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平生第一次进入这个文化殿堂。在院子里，他们一堆一堆地坐在石板上平静地讨论着，爵士乐队有节奏地为鼓掌声伴奏。高高耸立在底座上的雨果和巴斯德的庄严塑像的胸前插着红旗。在大楼里，举行着酷似阿贝尔·冈斯电影镜头里的那种大会。”

施隆多夫也认为反战只是构成学生运动的一个因素，首要的还是反对消费主义。墙上的标语多半表达了这种情绪：

“时间应该膨胀，或者是永无止境，我想这该有窍门……我不愿倒下，不愿意死，别吃太饱，别变老。”

    “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

“让节日的感觉回来吧”

    “让大家都只凭自己的热情行事吧，不要有负罪感，以便重新获得做人的感觉。”

    “请与你的邻居交谈”   

 于是，“换个活法”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现实，以至于戴高乐的前秘书莫里亚克在忠于元首还是加入群众之间为难了很久，最终还是参加了巴士底狱广场的活动。“在5月，令人惊叹的是那种气氛、那种空气。没有亲历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他将永远为未能有此经历而感到遗憾。”

    但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思想，而只是抒情和幻想。“我记得贴在档案街邮局墙上的一幅标语：‘打倒旧世界！’我瞅着它，觉得既然这么写了，旧世界就真的会没了。真有‘言论自由就是圣经’的感觉！”巴黎的一个青年说。墙上的标语不仅混合着矛盾的主张，甚至根本逻辑不通：

   “现实一些吧，去要要不到的东西”

    “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

    “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派”

    “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

    “不准禁止”

     ……

    那里是表演的舞台，是马戏团，越是没头没脑、荒唐玄乎和故作惊人，越是能引发不用动脑子、狂欢式的响应。对于一些极端分子来说，怀疑一切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企图以此掩盖思想的贫困以及他与自己过不去的事实。

    事实上，当他们模仿起古巴和布拉格的反抗时，其对象几乎是相反的，这种荒谬得到了波兰导演克里斯托夫·扎努西的响应：“当时在波兰，我们感到发过学生进行罢课是为了赶走他们的教授，而我们罢课则是为我们的教授辩护，是要保护他们。”而在年初的布拉格，能够谈论卡夫卡已经是莫大的自由和“春天”，到了八月，连这也被苏联的坦克粉碎了。姑娘们裸体挡在斯拉夫大兵面前的举动称得上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而戴高乐虽然命令警察镇压，但却克制着拒绝了出动军队的请求，因为无论如何法兰西不允许出现一个独裁者。“我们都很敬佩戴高乐，觉得社会精英反对他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都希望他最后能够战胜他们。但同时，我们又对能有一种与当权派不同的声音感到有点高兴。所以，我们的感情是矛盾的。”扎努西说。

    艾德加·莫兰认为这不难理解，因为在由学生世界所构成的思想的温床上，会随风飘来当代所有大的思想潮流，以最激烈和最苛求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认为社会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正统的）是没有价值的，而倾向于到对立的意识形态中寻求。于是，在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的大学中，列宁、托洛茨基、毛泽东、格瓦拉这些甚至彼此有斗争的左派领袖并列成为偶像，而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起动员作用的，却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宪政和新闻真实。

在这背后支撑着的是一股相似的青年阶层的文化，它自50年代兴起，在从玛丽莲·梦露到街上的普通青年的脸上定格，“我是个孩子，我无法不是个孩子。”好莱坞也大肆讲述着关于青春期的古老主题——对那些现存的事业、经验和价值观念的本能的叛逆。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白眼了这些叛逆的年轻人的角色。有人问白兰度扮演的一个角色：“你叛逆什么？”他颇为机智地反诘了一句：“你有什么？”

他们有狂妄，“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巴黎的墙上如此写道。而在美国，青年们炫示着写有“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的横幅和徽章，这是令人痛苦的。“多少三十岁以上的美国人想要再度变得年轻，想要分享青年们的风尚和热衷的东西。他们也放着唱片，大跳其瓦图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蹦跳跳掷飞盘游戏，冒着生命危险去骑摩托车，观看《毕业生》也哄堂大笑，”威廉·赫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不无讽刺地写到，“广告商小心翼翼，生怕得罪青年。全国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年要花费250亿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斗士竟然如此强烈地反对实利主义，他们自己就是历史上占有意识最强的一代。……讨好十几岁青年的广告商把他们叫做“现时的一代”、“新人”、“百事可乐的一代”以及“随意去哪里、随意干什么的一代”。

       1968年的美国的确够随意的，到处是罢工和破坏。虽然有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这般令人心痛的事件，和越战越来越让人担心的深潭，但更多的人却不过是找个乐子。这些教育良好同时又无事可干的家伙多半有着出色的策划活动能力，示威游行往往是为电视摄影师而安排，很知道如何着眼于喜剧效果。

《纽约客》就称《飞越疯人院》“预示了大学骚乱，反越战，吸毒以及反文化运动”。他的作者肯·克西的确在1964年用小说的版税组织了一次活动，由克鲁亚克《在路上》主人公迪安的原型尼尔卡萨迪载着一伙自称为“快活的恶作剧者”的青年男女横跨美国，从加利福尼亚出发到达纽约世界贸易大厦，然后再返回。一路上，他们在涂满迷彩的车上吸毒、做爱。当时嬉皮士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你在车上吗？”这件事情因为在1968年被汤姆·伍尔夫写进书里而广为人知。

    这些被成为嬉皮士的人中，极端的一支被称作异皮士，他们通过致幻剂和电视机把新左派所倡导的严肃的抗议活动变成了一个个疯狂的行为艺术表演。1968年八月共和党要在芝加哥召开全国大会，异皮士就通过媒体宣布他们将前去参加，并要向市民免费发放致幻剂，要当街表演性交，并举办“生命节”，也就是边听摇滚边吸食毒品。

    真是的，能乱的地方都乱了，邮政、清洁工人、送奶工都不工作了，《时代》周刊曾以一期《上帝死了》让无数人点头同意。可是，“不但上帝没有了，”伍迪·艾伦说，“你要想在周末找一个水暖工也没处去找。”很早就曾公开发表过强烈反战言论的诺曼·梅勒，在为《哈泼斯》杂志报道五角大楼示威时，也痛苦地发现自己并不愿意失掉“那个疯狂的、贩卖战争的技术国度”。而尼克松之所以当选总统，就是对这一切混乱的反应，因为国家需要一个真正的保守的政府。“在保守派看来，六十年代使美国失去了道德方向：爱国主义削弱，核心家庭瓦解，公共文化充斥淫秽和暴力，毒品和犯罪日益失控，父亲、教师、教士和国家的权威不断降低，公共秩序和个人纪律土崩瓦解。在过去三十年中，共和党基于这一指控，建立了强大的竞选机器，从民主党手中夺取了蓝领工人、南方保守派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选票。”莫里斯·迪克斯坦说。

（参考资料：《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光荣与梦想》等）